中國教育在線
中國教育在線
上海交通大學丁奎嶺:科技創新與高等教育
2020-07-06 13:26:00
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作者:

  科技創新能力是推動社會變革的重要力量,也是綜合國力競爭的決定性因素。由歐美主導的科技創新格局逐步向美國、歐洲、東亞三足鼎立轉變,預示着世界創新中心向東方轉移。科技創新的根本是原始創新,科技進步取決於科技人才的專業能力和綜合素養。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浪潮,高校需要積極適應不斷變化的新形勢,加強對學生的價值引領和專業能力建設。“強基計劃”和“拔尖計劃”是實現科技強國夢想的重要舉措。

  前言

  在人類社會的歷史長河中,科技創新與高等教育一直相伴相隨。儘管在人類社會早期,科技創新和高等教育還不是近現代意義的客觀存在,基本上是生產工具改進的附帶品和貴族階層的特權,但至少表現出人類社會不斷探索未知世界的精神和提高自身素質的追求。在農業時代,人類面臨的重大問題是生存壓力,科技創新旨在提高生產效率,因此,圍繞農學、天文學等方面的科學技術得到了更多的重視。在工業時代,科技進步主要是滿足人類社會不斷增長的物質生活需要,問題導向的各種科技發明應運而生。到了知識時代,科技創新更多地與人們的生活質量與精神生活需要密切相關。在此過程中,高等教育既為科技創新提供人才支撐,又受到科技創新的啓發和激勵而更有針對性地培養人才,兩者相輔相成的關係不言自明。

  歷史實踐證明,每一次科技創新的重大突破,不僅對人類社會產生廣泛而深刻的影響,而且也會引起世界格局的重大變化。科技是推動社會進步的第一生產力,人才是支撐科技進步的關鍵。當今世界正處於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孕育興起時期,人工智能、物聯網、大數據等正深刻地改變着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產生的問題也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上海交通大學的學者率先提出“科技人文命運共同體” 的概念,試圖通過一系列的學術研究和活動,探索打破學科壁壘、消解科技與人文“融通赤字”的有效路徑。基於此,《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推出“院士跨界高端訪談”欄目,圍繞“面向未來的科技人文”的諸多方面,展開深入交流。本期訪談中國科學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學常務副校長丁奎嶺,聚焦科技創新與高等教育問題。

  訪談正文:

  彭青龍:感謝丁院士能夠在百忙中接受訪談。今天訪談的第一個問題從科學技術談起。眾所周知,“科學”這個詞來自拉丁文scientia,德文的 wissenschaft 與拉丁文的 scientia 相類似,涵義廣泛,不僅指自然科學,也包括社會科學,甚至人文科學。我們今天談論的科學主要是指近現代科學,特別是近現代自然科學。近現代科學不是憑空產生的,近現代科學產生於西方,它與希臘文化傳統存在怎樣的關係?儘管中國很早就有探索未知世界的實踐,如,大約在公元前4世紀,天文學家、占星家石申著述的《石氏星經》記錄了121顆恆星位置,它比西方有文字記載的最早星表依巴谷星表還要早100多年,堪稱世界上最古的星表。也有令人世界驚歎的“四大發明”,為什麼科技革命多出現在西方?為什麼中國沒有延續“四大發明”的輝煌?這與中國的文化傳統或者知識傳統有關係嗎?有人説近現代以前的中國只注重形而下的“技術”而不注重形而上的“科學”,您如何看待這一觀點?科學和技術是怎樣的關係?

  丁奎嶺:近現代科學的誕生與希臘文化傳統密不可分。在希臘文化傳統裏,哲學與科學是相互融合的,希臘人開創的“求知”的精神、“理論”的理性,孕育了近現代科學的發展。希臘人具有思辨的理性傳統和強調數學、天文學、地理學以及物理學研究的文化,並取得了不起的成就。歐幾里得所著的《幾何原本》和阿基米德確立的靜力學和流體靜力學基本原理等就是其中的代表。古希臘文化中的科學思想與科學成就為近代科學的產生提供了數學理性、邏輯理性和實驗理性的基礎。可以説,體現希臘文化本質和精華的自由理性精神是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核心,不僅帶動了科學的進步,而且將這種“哲學”方法應用於社會科學領域、甚至向人文科學領域擴展。

  中華文明上下五千年,在科學和文化方面自然有着相當充分的積澱。我們有引以為豪的四大發明,然而這些成就並沒有引領古代中國在自然科學領域更進一步,誕生影響世界的科技革命。幾乎所有近現代自然科學的奠基者都來自歐洲。這是一個值得深入思考的問題,這與我們的傳統文化知識體系有一定聯繫。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綿延不斷的文明,具有強大的生命力,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炎黃子孫,我們為之感到驕傲與自豪,但我們也應該看到,中華傳統文化中既有精華,也有一些偏狹的地方。比如,古代中國重視人倫而相對輕視自然,重視人文而相對輕視科技,重視“道”而輕視“器”,價值觀上講究中庸,而不像西方人那樣重視實證研究所體現的科學精神,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重技術而輕科學的社會價值取向。四大發明的本質還是基於經驗之上的技術發明創造,並沒有上升到抽象科學的層面,就好比師傅帶徒弟做工,徒弟亦步亦趨地學習技巧,很少有徒弟會問為什麼、去挖掘技術背後的東西。比如,火藥的發明源於煉丹,但在古代中國,沒有人思考火藥和物質的關係,從而探索物質的結構,以及如何產生燃燒和釋放能量。後來西方的諾貝爾就這麼做了,發明了安全的炸藥。諾貝爾最早用的材料叫硝酸甘油。由於硝酸甘油非常不穩定,如何使用是個問題。因此他開始將硝化甘油與某種物質混合,使其可以安全地移動和處理,以此來穩定硝化甘油,後來諾貝爾研究發現了很好的載體,研發出了安全的炸藥。有了這樣的工具,人類大大提升了改造自然的能力。這個發明也為諾貝爾帶來了豐厚的物質回報,他從中拿出一部分作為基金獎勵世界範圍內最優秀的科學家,設立了聞名遐邇的諾貝爾獎。

  封建社會的古代中國在科技成果創造方面成績斐然,但在“科學”原理方面缺乏深度探索。比如,四大發明的背後藴含着精深的科學道理,但古人卻止步於實用層面的技術發明創造。古代中國在造紙工藝日趨純熟的同時,卻沒有人從物質結構角度去思考紙張的形成,去進行深入的歸類。實際上,科學和技術從一開始就不應該“分家”。每一次科學上的突破都會帶來技術上的變革,技術變革又為人類認識自然和認識科學規律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武器。現在物理學家做的很多研究,都需要大型科學裝置支撐。沒有技術的進步,也很難實現科學認知上的突破。科學上的突破和技術上的進步,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我們不能人為地割裂科學與技術之間的聯繫。

  彭青龍:任何科技革命的發生與發展都與當時的社會需求密切相關。從以蒸汽機的發明和使用為標誌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到電子和信息技術普及應用所開啓的第五次科技革命,無不折射出人類社會的需求變化。儘管在不同歷史時期人們的需求不盡相同,但追求更高質量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是人類社會的共同願望,是推動科學技術創新的動力之一。回顧工業革命時代,蒸汽機和鐵路時代,電力、鋼鐵和重型機械製造時代,汽車和大規模生產時代,以及信息技術革命時代,您如何從歷時性的角度,看待人類社會歷史上五次科技革命所發生時代的需求變化?現在我們正處於第五次科技革命週期中的拓展期,即物聯網時期,您如何從世界的角度,看待最新科技進步對滿足人類社會物質生活、精神生活需求的變化?對於未來可能發生的新一輪科技革命,您有什麼樣的預測?新冠肺炎疫情是否使人們確信新生物學將是未來科技革命的焦點?

  丁奎嶺:每一次科技革命的產生和發展都與當時的社會需求密切相關。我們無法一一説明每一次科技革命前夕社會需求的具體表現,但貫穿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個主線就是人類追求美好生活的願望。追求美好生活的前提是物質產品豐富,這就需要人類不斷提高生產率,而提高生產率的有效手段就是探索我們生活於斯的自然世界,創造出滿足物質生產需要的方法和生產工具。經過科學家的發明創造,人類有了蒸汽機、內燃機,修建了鐵路。到了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我們又在計算機的基礎上建造“信息高速公路”,今天我們甚至有了智能機器人。人類活動的領域和疆界也在不斷擴大,從地球到月球和火星等。所有這些科學探究和技術進步歸根到底就是滿足人們生活、工作的需求,當然也包括好奇心和精神層面的需求。其實,探索未知世界也是人類的精神需求,所不同的是科學家或者科技工作者既有“社會需求驅動”的探索,也有“個人好奇心驅動”的探索。他們所取得的成就給人類社會帶來便利,這種成就感又進一步激發他們或者年輕一代繼續探索,從而滿足人們更大或更多的需求。因此,儘管不同時代人們的需求不同,但其規律或者特點基本一致,就是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精神生活需要。譬如,人們發明機器人從事一些危險而繁重的工作;拍攝電影、電視滿足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不斷提升手機的各類性能,滿足人們物質和精神生活的雙重需要……

  從第四次工業革命開始,信息技術和網絡化等方面有了重大突破,全球產業佈局和工商業形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這樣的變化將延伸和發展至何種程度,還有待我們去見證。自然科學中最為深刻與重要的部分是對基礎問題的研究。從牛頓的經典力學到愛因斯坦的相對論,這些理論的提出好比是一聲“驚雷”,為科學事業的整體進步奠定了基礎。這樣的成果是非常難遇的。但是,我們還是需要仰望星空,去探索那些看不到摸不着的前沿猜想。

  有人説,21世紀是生命科學的世紀。生命科學與技術不斷融合催生新的變革,其本質也是源於人類發展的需求。人類的物質生活需要得到滿足後,大家會追求些什麼呢?我認為有兩個層面,其一是精神層面,即對生存意義、價值和精神的探索。人文和社會科學將得到進一步發展。其二是迴歸本源,即對個體生命本身的重視。古人煉丹是為了追求長生不老、延年益壽,今天我們重視健康,則是從科學的角度和境界來延展生命。這勢必會帶來生命科學的繁榮,可能是未來科技革命發生的一個方向。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之後,各國都在研究治療傳染病的疫苗和藥物,充分體現了生命科學對於整個社會發展的意義。人類需要攻克的疾病還有很多,比如艾滋病、阿爾茲海默症、癌症等。基因和細胞療法極有可能在重大疾病治療上帶來新的技術突破。未來人們將會更加重視生命安全,對生物學、包括微生物學的研究將會增加。

  新一輪的科技革命可能會更加強調科學技術的融合。比如,信息技術的發展可以滿足人們記錄生活的現實需要。中國古代發明的造紙術和印刷術為信息記載提供了極大的便利,為世界文明、尤其是中華文明的傳承與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相機和膠片的發明,可以較長時間地儲存影像。數字化技術為人類社會帶來更大的便利,從芯片存儲到雲儲存,存儲功能不斷增強。芯片存儲和雲存儲背後都需要硬件的支撐。如果科學家能夠把信息技術與生命科學結合在一起,發明出新的存儲技術、存儲載體,很可能就會引發變革性的發展。基因藴含着強大的信息功能,人類有沒有可能做到將信息存儲到DNA中?這也許是科學家正在大力開拓和研究的方向。又比如,在能源領域,太陽能對我們來説是綠色可再生能源,其重點是如何獲取和儲存,以及如何與載體結合,創造更大的價值。新能源的探索可能也是觸發產業變革的一個契機。再比如,現在我們已經擁有了高鐵和飛機這樣便捷的交通方式,未來高鐵能否“趕上”飛機?飛機能否同火箭一般,讓遨遊宇宙成為常人可以期待的現實?這些技術的突破,都是源於我們仰望星空的想象,需要我們腳踏實地地通過嚴謹的科學研究去實現。

  新一輪科技革命的誕生一開始也許只是一個想象、一個實驗或一種嘗試,但在探索的過程中,技術上的發展將會拓展至其他領域,產生巨大的影響。社會科學與人文領域也將因為技術的革新而呈現出新的特點、新的變化。

  彭青龍:科技創新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綜合國力的象徵。科技革命不僅為人類社會帶來福祉,也改變了世界格局。第一次科技革命發生在英國,造就了英國的崛起,使之成為雄霸全球的帝國。第二次科技革命主要發生在德國,使德國的綜合國力迅速上升。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科技革命基本上以美國為先導和主導,其科技實力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也為美國的超級大國地位打下了堅實的科技基礎。在這個過程中,中國錯失了前面幾次科技革命的機會,到了新中國成立之後,才加入科技創新的行列。您如何看待科技創新引起世界科技格局的變化?儘管在改革開放前三十年,我們的科學技術與西方相比仍然十分落後,但我國在極其困難的國內和國際形勢下,成功研製了震驚了世界的原子彈和氫彈。回顧這一來之不易的重大科技突破,您認為這一標誌性事件給我們當代科技工作者最大的啓發是什麼?

  丁奎嶺:科學發展史告訴我們,世界科技格局的變化與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緊密相關,也與其科學文化傳統或者創新機制不無關係。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工業革命發生在英國,説明其科技創新力量強大,其後的幾次科技革命,在德國、美國等歐美國家發生,反映了世界科技力量由歐洲逐步轉向北美的趨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歐洲是世界工業製造和科技創新的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迅速成為世界科技創新的中心。從某種程度上來説,歐美在近現代人類社會發展的相當長時間裏主導着世界科技創新的格局。科技創新既是國家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推動着經濟社會的進一步發展。歐美國家擁有重視科學的文化傳統,也有資本在不斷推動科技成果轉化,並形成了較為高效的創新機制。在之前很長一段時間裏,歐美科技創新引領世界不足為奇。

  古代中國是一個農耕社會,對系統化科技創新重視不夠。近代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社會動盪不安,沒有和平發展的環境,導致科技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儘管我們也有一些點上突破的科技創新成果,但基本上是“拿來主義”,主要依靠引進產品和學習國外的科技來滿足國內的需要。落後就要捱打,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事實表明,中國要昂首屹立於東方,必須發展科技。新中國成立以後,國家開始制定科技發展規劃,黨中央提出“向科學進軍”。我國老一輩科學家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獨立自主、艱苦奮鬥,成功研製出“兩彈一星”,使得我國在複雜的國際形勢下形成了戰略威懾力量,維護了世界和平,也為我國改革開放後的科技創新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改革開放前30年科技發展的經驗告訴我們,穩定的社會環境是科技創新的前提。正是因為“兩彈一星”的研製成功,我們能夠心無旁騖地投身經濟社會的發展。回顧這一歷史事件,最大的貢獻還體現在精神層面,即老一輩科學家身上所展現的科學精神和奉獻精神,這是我們國家科技創新的寶貴財富。年輕的科技工作者應該學習和繼承這種精神,不斷攀登科學高峯。

  儘管有“兩彈一星”、人工合成牛胰島素、青蒿素這樣的科技成就,但從建國初期一直到改革開放前,我們國家的科技突破還是比較零星。改革開放到現在,我們迎來了“科學的春天”,科技成果開始大量湧現,但應該看到我們和西方國家先進水平還存在差距。今年,我們國家成功發射了長征五號乙運載火箭,近地軌道運載力超過20噸。而在幾十年前,美國“登月計劃”、蘇聯“太空計劃”發射火箭的運載能力已經超過我們今日的水平。但心急吃不了熱豆腐,科技的發展是需要積累的。發達國家將建設一流科研平台作為實現跨越發展的戰略舉措,歐美國家在國家實驗室建設方面投入很大,實驗室圍繞國家重大戰略目標同時開展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不僅推動了科技進步,也推動了國民經濟發展。除此之外,美國企業對科研的投入巨大。2010年,美國的“民營企業家”馬斯克公司研發的“獵鷹9號”火箭成功將“龍飛船”發射到地球軌道,一個“個體户”為什麼能夠完成這項壯舉?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國整個國家的經濟實力、科技水平和人才儲備都已經達到了相應的程度。

  對於我們而言,一方面要汲取建國初期獲得突破性成果的經驗,發揮我們的體制優勢,集中力量辦大事,拿出開拓進取的決心,爭取在國家重點佈局的科學研究方向上更進一步。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調動起企業、高校、科研機構多個主體的活力,加強產學研合作,打通基礎研究的“最先一公里”和成果轉化的“最後一公里”,實現更大的跨越。

  彭青龍: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科學技術真正迎來了發展的春天。經過四十多年的努力,我國從跟着西方學,到並排跑,甚至在某些領域超越了西方。您如何評價改革開放四十多年間中國在科技領域所取得的成就?近年來,中國的科技創新成果不斷湧現,在航空航天、量子技術、5G等領域尤為突出。您認為又是哪些方面的原因使得中國科技創新在追趕先進科學技術方面取得驕人的成績?諾貝爾獎獲得與否從某種意義來説也是衡量一個國家科技水平高低的標誌之一,為什麼中國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很少?是什麼原因導致這一局面?怎樣扭轉?

  丁奎嶺:20世紀70年代末期,中國開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吹響了中國科技創新的號角。改革開放四十餘年,中國的科技創新成果不斷湧現,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特別是近十年,中國在人工智能、量子通信領域取得的成就在世界範圍內產生了重大影響,使西方國家不得不對中國的科技創新能力刮目相看。事實上,改革開放後,我們國家一直在有序推進科技創新。“863計劃”就是立足於高技術研究發展的一項戰略性計劃,這個計劃選擇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有重大影響的領域進行重點攻關。“863 計劃”實施以來,我們從跟蹤模仿逐漸走向自主創新,對中國科技與經濟社會的發展起到了重大影響。而此後的“973 計劃”則將重視基礎研究提升到了國家戰略層面。20世紀80年代,我國就開始了基礎研究佈局,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等相關機構也應運而生。2000年以後,中國開始高度重視自主創新能力,中國科學院打造的知識創新工程就是標誌之一。知識創新工程完成三期後,科學院提出了“四個率先”,即“率先實現科學技術的跨越發展,率先建成國家創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國家高水平科技智庫,率先建設國際一流科研機構”,這對於我們未來的科學技術發展非常有意義。

  與此同時,大學是人才的集聚地,科學研究也是大學的重要使命之一,各個研究型大學也在基礎研究上卯足了勁。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基礎研究是整個科學體系的源頭。要瞄準世界科技前沿,抓住大趨勢,下好‘先手棋’,打好基礎、儲備長遠,甘於坐冷板凳,勇於做栽樹人、挖井人,實現前瞻性基礎研究、引領性原創成果重大突破,夯實世界科技強國建設的根基” 。為了培養基礎學科的拔尖人才,為我們國家的基礎研究輸送更多的精英人才,教育部最近推出了“強基計劃”。“強基計劃”的落實將對我國未來的基礎科學研究產生重要影響。

  改革開放後我們國家所取得的成就不容置疑。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社會制度優勢,也有廣大科技工作者的辛苦努力;既得益於高等教育的發展與高校人才培養,也得益於全球化帶來的互利互惠。但我們應該清醒地意識到,在原始創新能力方面,我們與西方發達國家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我們經常困惑中國獲得諾貝爾獎的科學家少,這説明我們的原始創新能力還不夠。隨着時間的推移和我們國家科技的積累進步,這種局面一定會改觀。我經常用三句話來描述中國的科技發展,即“現在的中國處在科技發展的最好時期,現在的中國是做科學研究最好的地方,現在的中國是對科技創新需求最強烈的國家!”我們要做到不急不躁、腳踏實地,立足現實、認清形勢。諾貝爾獎是一種激勵和肯定,但不是目的。科技強國才是我們要努力的方向。我們要在原始創新方面注入源源不斷的動力,把我們的國家建設成為真正的世界科技強國。到那時,諾貝爾獎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彭青龍:近年來,中國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和知識產權戰略,科技創新取得長足進展,在全球核心競爭力和國際影響力大幅提升。如,國家知識產權局發表消息稱,2019 年,中國通過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專利合作條約》( PCT )途徑提交了5.899萬件專利申請,超過美國(5.784萬件)躍升至第一位。WIPO 總幹事弗朗西斯·高鋭表示,“在通過 PCT途徑提交國際專利申請的申請人中,中國迅速躍升至首位,這突出表明長期以來,創新地理格局在向東方轉移,亞洲申請人提交的申請現已在全部 PCT國際專利申請中佔半數以上。”您如何看待科技創新向 東 方 轉 移 這 一 趨 勢?中 國 將 發 揮 怎 樣 的 作 用?如 何 看 待 東 西 之 間 的 比 較 優 勢和劣勢?

  丁奎嶺:科技創新中心向東方轉移是大勢所趨。中國、日本、韓國,包括其他亞洲國家都在發展科技,東亞國家科技創新的活力和能力在日益增強,只是不同國家各自擅長的領域與創新程度不同而已。我們國家的專利申請數量已經躍升世界首位。部分創新型企業,比如華為,在知識產權方面也已經體現出一些引領世界的創新競爭力。中國未來必將成為引領世界科技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也要看到,數量和體量的優勢是一方面,對質量的追求也是同樣重要的另一方面。相比西方發達國家而言,我們在質量和內涵上還需要下更大的功夫。

  最近幾年,我也在關注中國專利和知識產權情況。每年年底,上海市政府會對一整年的科技進步成果進行總結,其中就包括知識產權的數據。從中國和上海目前申報的專利數量上來看,我們的進步是顯而易見的,但其中真正能轉化為國民經濟發展動力的有用專利還比較少。這也是為什麼一談到原始創新就反映出了差距。

  專利申請不應該只關注數字,更要注重專利的有效性、內涵價值和實際的成果轉化。如果一項專利不能為企業創造價值,也不能保護企業的利益,那麼對企業來説就沒有觸及創新的核心。雖然我們國家在專利方面已經有了較為健全的制度保障,但西方國家的做法也值得我們參考,即要獲得一項知識產權,同時需要付出相應的成本。這樣的做法有利於促使申請人對於專利申請保持謹慎。科技工作者應該把精力集中在“有價值”的研究上,經過反覆實踐後發現真正具有價值的專利才提出申請,避免“為申請而申請”,這樣我們的原始創新才會更有活力。

  對專利質量的重視必須提上日程,對專利的使用和管理也需要提高效率。國外很多大學有專門的專利管理和運營辦公室,會針對師生髮明進行評估和保護,協助成立創業公司,或向公司轉讓許可,讓知識產權有機會在創新、創業中發揮更大作用。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科技工作者可以從中解放出來,持續專注於基礎研究。公司可以利用發明專利,推動產業發展。這無疑是一個雙贏的局面。

  彭青龍: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是中國從大國向強國邁進的必然要求,系統治理、綜合治理、依法治理和源頭治理同樣適用於中國科技創新體系建設。中國用了 70 年時間初步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科技創新體系,但我們依然存在不少短板。您認為轉型中的我國科技創新體系建設中存在哪些主要挑戰和問題?如何完善中國特色科技創新體系?

  丁奎嶺:我想從五個層面來談這個問題。首先,國家重視很重要。若在宏觀政策和指導思想上不重視科技創新,那麼這個國家的科技創新就很難做出成績。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始終強調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由此提升到科教興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充分體現了國家對建設科技強國的重視。但我們在政策指導層面上還存在一定的短板。我國針對科技創新制定的法律法規尚有滯後於技術革新形勢和要求的情況,對於新出現的問題和爭議還有待立法。制定創新戰略和計劃是國家明確的科技發展佈局和戰略重點,是促進科技創新的最重要手段,當今世界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戰略規劃應當隨着科技發展和需求的變化及時調整,以適應新的發展趨勢。當前科技戰略規劃基本上還屬於跟蹤和並行階段,變革性前沿科技探索的佈局難以靠規劃實現,原始創新成果的產生還需要更具前瞻性的機制保障。

  第二,科技創新需要平台。平台有多高,創新在這個平台上就能走多遠。我們國家非常注重創新平台的搭建,中國科學院、中國工程院和高校,都已經成為國家創新體系的一部分,已經建設完成和正在計劃中的國家重點實驗室也都是非常好的科創平台。但從總體上看,大多數平台的整體影響力和在創新發展中所起的作用還比較小,呈現散而廣、多而不強、創新能力不夠和水平不高的特徵。資源分散導致解決國家重大戰略需求的能力不強。對標發達國家的國家實驗室,結合中國國情和重大戰略需求,謀劃建設高水平的國家實驗室勢在必行。

  有了平台作為基礎,第三個層面就是人才。我們國家擁有科技人才施展才華的良好環境,國家和地方對於人才的重視程度日益加強,黨管人才的優勢顯著。但目前,我國“高精尖”科技人才仍然存在較大的供給缺口;科技人才投入整體不足,且在行業、領域、區域間的配置不均衡;有利於科技人才成長的政策環境和保障機制建設尚待加強。面對困難要有迎難而上的定力,未來的發展是人才的競爭。高等教育在這方面扮演的角色不容小覷。教育是百年大計,我們要重視教育對於國家和民族的影響力,要加大對高校的支持,讓高校將人才培養與科學研究的使命真正承擔起來,以人才培養支撐科學研究,以科學研究反哺人才培養,做到兩翼齊飛。

  第四個層面,有了政策、平台、人才,國家也要重視具有潛力的科研項目,並加大財力物力投入。2018 年,我國研發(R&D)經費投入總量為19677.9億元,經費投入強度( R&D 經費與 GDP的比值)為2.19% 。其中基礎研究經費為1090.4 億元,首次突破千億元大關,佔R&D經費比重為5.5%。對於我們國家基礎研究發展態勢來説,這樣的投入還是不夠的。發達國家基礎研究佔 R&D 比例在20%左右。

  最後,第五個層面,就是要考慮環境因素。我們國家真正建設成功的科學園區目前還不是特別多。上海的建設比較成功,得益於上海在科研機構、大學建設、人才引進以及資金投入等各方面具有較好的基礎和相對較高的水平,但我們還需要破除一些機制方面的障礙。只有將軟硬環境建設好,我們的科技發展才能更加順利地轉變為生產力。

  彭青龍:科技進步推動了全球化、特別是經濟全球化。有人説“科學無國界”,意指全世界的科學家可以分享科學研究成果,互聯網技術更是加速了科學全球化的廣度和深度。然而技術有國界,意指技術不僅有地理空間意義上的國家邊界,而且有國家利益的邊界。核心技術的跨國流動,往往影響國家安全,因此,西方國家試圖通過各種手段,阻止核心技術外流。美國等西方國家試圖通過包括立法在內的各種手段阻止高科技流向中國就是明證。西方國家一方面禁止高科技產品出口,另一方面又對中國的高科技產品在西方國家的使用設置條件,甚至以國家安全為由,禁止使用中國產品。如,對華為的5G技術進行阻撓、限制等。近幾年,全球化出現逆流,不少國家極力鼓吹全球化失敗等言辭,最近新冠疫情期間,甚至要跟中國“經濟脱鈎”,特別是“科技脱鈎”。您如何看待全球化與科技創新的關係?您如何看待資本、技術、全球化三者之間的關係?科技脱鈎能實現嗎?中國的高等教育、特別是在科學研究和人才方面,如何應對美國等西方國家鼓譟的“脱鈎”?

  丁奎嶺:全球化的趨勢是不可擋的,而西方國家“去全球化”的實質是對中國的技術封鎖。一些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阻礙中國接觸一些最核心的、最頂尖的、最先進的技術,試圖用他們掌握的核心技術“卡”我們的脖子。這樣的環境也迫使我們更加腳踏實地地投入原始創新。比如在7納米芯片的製造技術等領域,中國的技術相對落後,西方國家又不出口技術給我們,這種挑戰恰恰鞭策我們自主創業、加速前進。回想當年研製“兩彈一星”,我們除了自主創新、自我突破以外別無選擇。我們的前輩咬緊牙關,把“硬骨頭”啃了下來。現在我們面對所謂的“去全球化”,同樣也需要這樣的韌勁。這對我們科技工作者既是挑戰,也是發展的機遇。我們一方面要加緊步伐,勤修內功,另一方面也要調整策略,堅定不移地推進國際合作,加強與日本、歐洲以及其他“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科技合作。

  在地球村的大環境下,完全“脱鈎”是不可能的。特別是在高等教育、科學研究這些方面,西方國家想與中國完全“脱鈎”是非常困難的。就高等教育而言,來自全球的優秀人才到西方國家求學,為西方國家創造了不可估量的“人才紅利”。若西方國家對優秀人才關上大門,勢必也將影響到自己未來的發展。再從資本的角度來看,資本追逐利益最大化,而利益則與市場掛鈎,資本不能脱離市場談利益。為了創造更大利益,資本必然要尋求更大的開放市場。短時間內,西方國家可以使用法律、行政的手段來阻擋資本進入中國市場,但從長遠來講,資本不可能放棄中國這樣具有巨大潛力的市場。即使資本不直接投入中國市場實現利益,也有可能通過繞道其他國家,與中國市場結合。當下的全球化已經使世界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脱鈎”短期內無法實現,並且要付出沉重代價;長期來看,根本不可能持續。但是,我們還是要對暫時性的困難保持清醒的認識。對於高等教育而言,一方面要提高我們國家高等教育的質量,讓優秀的學生不出國門也可以享受到世界一流的教育;另一方面,我們依然要堅定不移地開展教育領域的國際合作,鼓勵對外交流。我們要相信,“德不孤,必有鄰”,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時代潮流是不可阻擋的。只要我們每一箇中國人都為此付出一份努力,我們的國家一定會越來越強大。我們也必將以更有影響力的科技成就回饋世界,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貢獻世界!

  彭青龍: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化加速了資本、技術、人員和信息的流動。世界變成了一個地球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特徵日趨明顯。人類社會的重大科技問題、社會問題、環境問題等需要具有綜合性,需要世界各國共同努力才能解決。最近新冠疫情在全球的蔓延更加説明國際合作抗疫的重要性。這些變化對科技創新將產生重要影響,也促使我們重新認識各學科之間的關係。您認為科技革命的變化是如何在高等教育中體現的?高等教育在歷次的科技革命中充當怎樣的角色?中國高等教育中的基礎理論教學與研究狀況如何?高等學校開展的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建設是否能夠順應新一輪科技革命的趨勢並做到有效應對?

  丁奎嶺:科技革命和高等教育的關係是一個深刻的話題,這裏簡略地談談我的初步思考。科技革命與高等教育相互影響,相互促進,互為基礎。科技革命帶來技術和方法的日新月異,引發經濟社會的重大變化,從而對高等教育的發展提出更高要求。高等教育需要與時俱進,及時做出調整,培養出有擔當、有能力、能夠創造未來的人才,以適應社會的發展。人才是推動科技革命和科技創新的強大基礎,科技革命有賴於人才的創造力與創新活力。只有基數龐大的創新型人才前赴後繼地為科技事業的突破而努力,才有可能孕育新一輪的科技革命。

  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到今天,已經取得了巨大成就。2019年,我們的在校學生總規模已經達到4002萬,是全世界高等教育第一大國。高等教育培養的一批批高素質人才為我們國家的科學研究事業提供了強有力的人力資源保障。同時,科學研究的不斷深化也推動了高等教育本身的發展。應該説,我們的高等教育發展到今天,教學與研究、包括基礎理論教學與研究,在不斷走向成熟與完善。我們的成就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但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科技的發展會不斷催生新的教育變革,我們必須抓住機遇、勇立潮頭。

  近年來,教育的信息化、全球化、以及交叉融合趨勢非常明顯。信息化的發展趨勢,我們從雨後春筍一樣崛起的慕課教育已經可以初見端倪。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我們更是感受到了“網課”的魅力,傳統的課堂教育正在被打破。信息化為全球化提供了土壤,通過信息化手段,全球化將呈現更加多樣化的表現形式。比如在新冠疫情期間,我們交大醫學院及附屬醫院就與意大利帕多瓦大學醫學院及附屬醫院、都靈大學醫學院、維琴察聖博爾託洛醫院、普拉託醫院,通過“雲端”分享治療患者經驗。至於交叉融合,目前國家提出的新工科、新醫科、新農科和新文科就是要打破學科壁壘,培養綜合能力強、跨學科知識豐富、能力素養高的人才。無論是信息化、全球化,還是交叉融合,提升教育質量和內涵建設是根本。我們要不斷加強價值引領、知識探究、能力建設、人格養成“四位一體”的人才培養,加強師資隊伍建設、專業建設、課程建設、質量保障,為我們學生創造更多的教育增值,促進學生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

  彭青龍:科技創新的關鍵是人才,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説的人才強則科技強,科技強則國家強。青年是國家的未來和希望。儘管我們的高等教育培養了成千上萬的大學生,但依然不能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也不能滿足科技創新對高素質人才的需求。近年來,國家提出要高質量發展高等教育,從單純追求數量轉變到追求更高質量。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前所未有的挑戰,中國高校有怎樣的定位?應該培養什麼樣的人才?世界一流大學都在深化改革,我國高校應該着力進行哪些改革?青年學生應該具備哪些品質?哪些品質對於科技創新是十分關鍵的?您曾經説過“現在是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最好的時期,現在的中國是做科學研究最好的地方,而且現在的中國是對科技創新需求最為迫切的國家!科學家的技術研發只要能創造價值,它的應用很快就能實現!”這對於青年科學家是極大地鼓舞,您對他們追求科技創新有什麼更加具體的建議?

  丁奎嶺:剛剛已經提到,我們應該更加註重教育的“高質量”發展。只有培養更多的高質量人才,才能應對新一輪科技浪潮帶來的各種挑戰。基於此,國家相關部門不斷出台新政策,高校內部也在完善現代化大學治理體系,加強治理能力。

  對於上海交通大學這樣一所努力向世界一流大學邁進的高校來説,我們的人才培養有很高的定位,希望能夠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卓越創新人才,成為學術大師、治國英才、業界領袖、文化精英、優秀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在這些各行各業的精英中,我們非常希望能有傑出的人才脱穎而出,主導和推動科技創新和社會進步。這是我們教育的理想。為此,我們也在落實強基計劃、拔尖計劃等人才培養改革,大力推行拔尖人才培養與寬口徑、大平台相結合的培養模式,全面實行“擠水鑄金”的課程建設。通過分類培養、因材施教以及內涵建設,我們希望每一個學生都能各得其所、各展所長。

  青年是標記時代最靈敏的晴雨表,青年強,則國家強。青年人才需要培養的品質有很多,個人認為其中特別重要的兩點是奉獻擔當的家國情懷與堅忍不拔、敢於攀登的精神。愛國,是人世間最深沉、最持久的情感,是一個人的立德之源、立功之本。我們交大校訓就是“飲水思源、愛國榮校”,倡導的就是“選擇交大,就選擇了責任”的精神。當年,錢學森學長毅然從美國回到祖國,來參與祖國的建設,為中國的“兩彈一星”研製、航天事業發展做出卓越貢獻;徐光憲學長一生圍繞國家需要,開展科學研究,引領中國稀土分離技術走到世界前列;黃旭華學長隱姓埋名三十年,為國家鑄造核潛艇這樣的國之重器……交大人始終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愛國應當是每一名青年學子最為深刻的烙印。“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青年學子要擔當大任,也必須要吃得了苦。科學研究的突破從來不是輕輕鬆鬆就能夠實現的。大學四年是一個人汲取專業營養最重要的階段。作為高校教育工作者,應當鞭策高校學生勤勉學習,不斷攀登求索,去實現中華民族共同的夢想。

  到本世紀中葉,我們國家將實現“第二個一百年”的奮鬥目標,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現在的青年科學家不僅要見證這一目標的實現,更應當作為中流砥柱,親身參與這一偉大曆程,做出不負時代的貢獻。這就要求他們能夠從全球視野看待國家的發展,從更宏觀的視角來思考科技進步如何與國家發展相結合,並且立足全局視角規劃自己的科學道路。為此,青年科學家需要有仰望星空的情懷,也需要拿出腳踏實地的幹勁來。同時,要對科學探索始終保持濃厚的興趣和好奇心,享受科學探索帶來的快樂。

  彭青龍:早在19世紀,馬克思就預見到:“自然科學包括人的科學,同樣,人的科學也包括自然科學,這將是一門科學。”然而,在現代學科體系中,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之間的隔膜和隔閡依然很大,異化現象嚴重。歷史上曾經出現的科技與人文之間的爭論言猶在耳。如“笛卡爾事件”“斯諾命題”、張君勱與丁文江之間的科學與人文之爭等。在科學技術快速發展的今天,您如何看待科技與人文的關係?如何使冰冷的科技變得有温度?如何使大學人才培養兼顧科技素養和人文素養?

  丁奎嶺: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好,是值得教育工作者去思考的一個問題。科技素養和人文素養是並不矛盾的兩個方面。縱觀歷史上許多知名的科學家,包括我國很多老一輩科學家,他們通常也有着優秀的人文素養,許多科學家在取得卓越成就的同時還通曉詩書,能以詩歌等文學形式記錄國際學術會議的參會感受。也有的科學家在日常生活中擅長和愛好文學、藝術,能夠將科學與人文有機結合起來。比如,錢學森學長就非常喜歡音樂;李政道先生也對藝術特別欣賞,在繪畫方面頗有造詣。同樣地,許多人文方面的作家、藝術家、學者也常常具有優秀的科學素養和敏鋭的科學視角。我在強基計劃化學方向宣講的結尾引用了法國著名作家雨果先生的一句話,大意是:已經創造出來的東西,比起有待創造的東西來説,是微不足道的。作為一位人文領域的大作家,雨果先生能夠看到科學創造的內在意義,非常發人深省。

  我認為,高等教育的人才培養應該是多維的,也應該是均衡的,不僅要追求專業知識的積累,也要注重科學素養與人文素養的協同發展。這裏面涵蓋了如何追求科學的卓越、如何將自己的科學創造與社會和人類的發展相結合、如何看待自己做出的貢獻。而要培養出有遠見、有擔當、平衡發展的人才,則需要創造科學素養和人文素養均衡發展的培養環境,形成有利於學生全面發展的大學文化生態。這是我們作為高校教育工作者需要關注和解決的問題。

  訪談嘉賓介紹

  丁奎嶺,男,漢族,中共黨員,1966年3月出生,籍貫河南永城。中國科學院院士,教授。現任上海交通大學黨委常委、常務副校長,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先後擔任科技部973項目首席科學家、國家重大新藥創制專項課題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重點項目負責人、中國科學院“結構與功能導向的新物質創制”戰略性先導科技專項(B類)共同首席科學家、“分子合成科學卓越中心”主任等。曾任中科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工會主席、紀委書記、黨委副書記、副所長、所長,上海科技大學副校長兼書院院長,兼任上海市化學化工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化學會副理事長、上海市科協副主席等。

  採訪人

  彭青龍,上海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特聘教授,博士;

  任祝景,上海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教師。

  原文刊於《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3期(第1-11頁),圖片來自網絡,如有轉載請標明出處。

免責聲明:

① 凡本站註明“稿件來源:中國教育在線”的所有文字、圖片和音視頻稿件,版權均屬本網所有,任何媒體、網站或個人未經本網協議授權不得轉載、鏈接、轉貼或以其他方式複製發表。已經本站協議授權的媒體、網站,在下載使用時必須註明“稿件來源:中國教育在線”,違者本站將依法追究責任。

② 本站註明稿件來源為其他媒體的文/圖等稿件均為轉載稿,本站轉載出於非商業性的教育和科研之目的,並不意味着贊同其觀點或證實其內容的真實性。如轉載稿涉及版權等問題,請作者在兩週內速來電或來函聯繫。

相關菜鳥集運
上海交通大學 2020-06-19 17:12:00
上海交通大學 2020-06-19 17:05:00
SRC-2019465929 2020-06-19 16:19:00